文艺
赵渌汀       2018-03-15    第511期

: 蕾拉·斯利玛尼:我用文字与这个世界温柔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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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利玛尼在《温柔之歌》里写了一个受巴黎某中产家庭欢迎的保姆如何一步步被雇主边缘化,并最终杀害主人家两个孩子的故事。很多人把这本获得2016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小说视为2017年“杭州保姆纵火案”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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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拉·斯利玛尼结婚时换了6条裙子。


受《古兰经》里关于爱、同情和欢乐等章节的影响,她习惯用伊斯兰教的传统观念规划未来。虽然已在巴黎定居,但她还是选择把婚礼举办地放在老家拉巴特——摩洛哥的首都,尽管她曾在采访中明确表示“不愿意回摩洛哥”,因为在那里“做女人比做男人要复杂十倍”。


斯利玛尼以“闯入者”的身份进入法国民众的视野是在2016年。那一年她的小说《温柔之歌》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这也是该奖首次颁给一位80后作家。获得龚古尔奖时,斯利玛尼正在怀孕待产期。


在获奖后接受法国ELLE杂志采访时,她谈及了和一位读者的交流。“他告诉我,这是头一次摩洛哥人不是因为真人秀或恐怖袭击在法国成名。”斯利玛尼说。


“懂得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反抗。”这是她随后给这位读者的回复。


反抗由此成为斯利玛尼成年后的一个标签。她尊重传统,但同时又游走于离经叛道的性格边缘。成长于摩洛哥、工作在巴黎的经历,让她成为了法国文坛一个拥有北非血统的“异类”,而对现实题材的关注和创作,又让她在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江湖里获得了一席之地。


2011年给刚出生的儿子喂奶时,她从新闻中看到了法国政治家卡恩对女服务生的性侵事件,于是迅速在几个月内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食人魔花园》。书中的主人公——法国女记者阿黛尔——在巴黎生活富裕,过着“白天蹉跎慵懒,夜晚狂欢笙歌”的双重生活。斯利玛尼用文字记录了一个女性性瘾者的都市生活,她认为“人一旦灵魂迷失,肉体便成为禁锢人们的囚笼”。


2012年发生在纽约的波多黎各保姆杀婴案,让斯利玛尼再次提笔构思,描摹出一个和2017年杭州保姆纵火案如出一辙的悲情故事:


女保姆路易斯与米莉亚姆一家四口生活在巴黎一处高档住宅,律师出身的米莉亚姆在产后不愿放弃工作,于是和担任音乐制作人的丈夫保罗商量,招个保姆带小孩。勤快又耐心的外地保姆路易斯在面试通过后,很快征服了米莉亚姆一家人。


为讨孩子欢心,她愿意扭动身躯扮野人;她一个人能轻松搞掂平时两个人才勉强完成的家务活;她烹制的白汁牛肉、火锅和鼠尾草小腿肉让米莉亚姆和丈夫赞不绝口。“我们家的保姆是个仙女。”路易斯在小说里收获了所能得到的最高赞誉。


但这个几乎完美无瑕的保姆路易斯,此前的人生轨迹却罕为人知:丈夫去世后,给她留下一大笔未偿还的债务;她唯一的女儿不理解她,离她而去;她在巴黎郊区租房的房东对她挑三拣四;其他家庭的保姆都不理她,不和她亲近……


在获取米莉亚姆一家的信任后,路易斯收获的是阶层上的平等。她自信这家人对她极其依赖,便开始期待更多可能得到的特权和奖赏。但米莉亚姆和保罗这对巴黎中产夫妻并不希望保姆过多介入日常生活,于是与保姆的关系由亲密渐渐走向冷漠。


再次被主流阶层抛弃,加上债务和满满的社会偏见,弱小的保姆终起杀心。


法国《阅读》杂志认为这部小说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甚至过于真实”,但斯利玛尼对这个时代所暴露的某些社会问题显然是不满的。“这是个无法回避的敏感问题(已婚妇女选择工作还是育儿),但对于这个边缘话题,人们却几乎不去关注。我想把关注点转移到小孩、老人、机构、阶级当中的混乱和不公平上来,但我们的社会对这些问题并没有多大兴趣。”斯利玛尼说。


她迫切希望踩在现实肩上,以腾空一跃的方式博取外界对冷僻角落的关注和思考。在法国《解放报》论坛上的一篇文章中,她曾描述自己所向往的存在方式:


“走在街头,坐夜班地铁。穿一条超短裙、一件低胸衣服,脚踩高跟鞋。在舞池中央起舞。化妆化得像辆迷彩车。喝到微醺去打车。肆无忌惮地躺在草地上。搭顺风车。坐夜班公车。一个人旅行。一个人在露天酒吧喝酒。在无人的道路上狂奔。在长凳上等待。搭讪一名男子,然后改变主意扭头离开。消失在城铁的人潮中。上夜班。在公共场合给我的孩子喂奶。要求涨工资。在这些日常生活中平淡无奇的时刻里,我要求拥有不被纠缠的权利,甚至连想都不用多想就可以去做的权利。”


于是她选择用文字与这个世界温柔对峙。“我要的不仅仅是内心的自由,我要的自由,是可以投身于这个也属于我的世界,在自由的空气里呼吸。文字不能改变世界,但也许可以改变读它的人。”斯利玛尼说。


专访蕾拉·斯利玛尼
这个时代的人一直在变,但社会却总在原地踏步

《新周刊》:《温柔之歌》里的故事让很多中国读者联想到2017年的“杭州保姆纵火案”,当事人都住在大城市,且都是中产家庭(保姆为了偿还赌债,本想放火烧屋然后自己扑灭立功,再获得主人的金钱嘉奖,没想到最终酿成火灾)。你了解过发生在中国杭州的这件事吗?
斯利玛尼:我得承认,我不知道这件发生在中国的事,你的讲述让我又得知了一个悲剧。但这不是我第一次听到类似事件。坦率地说,这个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类似的事情,任何时代都不可避免。所有事件就像无数个小点,频繁发生后最终汇成了一个平面,一个所有人都无法忽视的平面。

《新周刊》:这本小说的原型来自2012年纽约的波多黎各保姆谋杀主人家小孩的事件,你当时听到这件事是什么感觉?
斯利玛尼:我当时正在写作,突然就看到了这条新闻。在媒体工作的原因,使我经历和接触过许多类似事件,我当时就产生了写本小说的冲动,想通过自己的文字,还原那些形式不同但内核一致的新闻事件。
接着我开始了资料的搜集工作,我找了很多身处新闻漩涡中的保姆,聊她们为什么去体罚、虐待甚至谋杀雇主家的孩子。通过面对面的交谈,我希望探究她们这么做的动机,以及致使她们步入深渊的各类社会因素。我觉得这是一个媒体人应该做的,也是写作者的使命。这些不同的事件里,隐藏着多数人都会忽视的许多社会公共问题,这些问题才是值得讨论和书写的,这对写作者来说有天然的吸引力。

《新周刊》: 你在《温柔之歌》的开头就写了两个孩子的死亡,这让故事略带悲情和残忍。你曾说自己主张的是一种文学上的不适感,这种观点是不是和你此前做过记者有关?
斯利玛尼:可以说有关,但其实也没太多关系,因为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并没有体会到不适感。
我曾经做过记者,而这也让我意识到,最难的其实是你与事实之间保持的距离,把握和拿捏准那种分寸感相当重要。当你直面悲剧时,你的态度是怎样的?你能否保持客观?你会被那些骇人听闻的真实情节击溃吗?作为记者,我不能轻易被新闻事件同化;作为小说家亦是如此,这是底线。

《新周刊》:在龚古尔奖颁奖礼上你曾说:“在我七八岁的时候,我已经对保姆在家里的奇怪处境非常敏感,她们给我的感觉既像妈妈,又像陌生人。我总是被她们的困难处境和可能遭受的屈辱牵动。”你小时候印象里的保姆是怎样的?和你之间发生过哪些故事?
斯利玛尼:小时候我家也请过一个保姆,她非常专业,一直很细心地照顾我们全家。她希望我们几个孩子长大后都能成为高素质人才。我当时对她的感觉是:这真是个让人亲近的女性,她对我们的感情是发自心底的爱。
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我们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教育程度的不断提升,让我们越来越习惯于和母亲分享我们每天的心得,而这让她感觉不适。她在我们家虽然服务周到,但却大字不识一个,我们之间的话题和沟通也越来越少。
这其实就是《温柔之歌》里的保姆路易斯的真实感受。她曾经被雇主家众星捧月,但此后因为各种原因,逐渐被这个家庭边缘化,这让她产生了很大的落差感。“路易斯”这个名字其实源自20世纪末的路易斯·伍德沃德事件,她是个英国姑娘,在美国一个家庭医生家里做保姆,猛烈摇晃婴儿致其死亡,这是个典型的“少女杀婴案”。

《新周刊》:你怎么看待当下都市女性在育儿和工作间的抉择?
斯利玛尼:西蒙·波伏娃曾说过一句话:人们错误地认为伟大的战争和他们无关,和他们相关的只有阶级战争。以一个女性的视角去看待这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对。你去找工作时,你去处理和老板的关系、去抚养孩子的时候,女性地位的复杂状况就一一显现出来了。我对这个复杂的境况非常感兴趣。
是投入工作还是照顾孩子?这大概是所有家长都会遇到的艰难抉择。每个人都会想:我该怎样保护孩子?我到底该信任谁?这些问题都让我痴迷,我十分关注,也格外希望触碰那些艰难抉择里所蕴含的非理性因子。
我对雇主与保姆之间的关系也很感兴趣,这是一种复杂的关系——一种表面平等但其实暗含阶级差异的关系,表面和气,但其实暗潮汹涌。这种关系会随着保姆在家庭里的地位,以及和孩子之间的关系的改变而悄然发生转变。

《新周刊》:你现在给儿子请了保姆吗?
斯利玛尼:儿子6个月大的时候我就请了保姆。我当时不满30岁,保姆却比我大20多岁,我就这样成了她的“老板”。与这种生活经验远比自己丰富的女人相处感觉总是怪怪的,但我试图不让自己陷入在小说中编织的噩梦里,否则我真会疯掉的。
我小时候在拉巴特长大,家里请的保姆和我们在观念和阶级上永远存在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是生而存在的,也是不可逆转的。
还有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我妈妈总会这样问我:“你儿子现在和谁在一块儿?”我回答:“和他爸爸在一块儿。”于是她就狠狠批评我:“噢可怜的孩子,你竟留下他一个人!”
但我妈妈说的比做的好听多啦。年轻时她是摩洛哥的第一批女医生,小时候她都经常不在家,她自己现在倒忘了!

《新周刊》:你的上一部小说《食人魔花园》的灵感是2011年发生的“DSK事件”(法国政治家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涉嫌在纽约的一家饭店性侵一名女服务生)。新闻事件看起来已经成了你创作小说的不竭源泉,这对小说家来说是不是一种偷懒的写作方式,因为只需要从现实的土壤中随意汲取并稍作改编就可以写出一部小说?
斯利玛尼:不,这其实只是现实主义小说的一种表现形式。我有很多喜爱的作家,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契诃夫则是我在文字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标杆。法国作家里我欣赏加缪、杜拉斯和莫泊桑。
现实是创作的一个基础,不过写作需要通过创作和加工,让事实变得更具普遍性和说服力。作家伊凡·雅布隆卡(Ivan Jablonka)曾说,历史就是一种当代文学。我倒不觉得自己此刻是在书写历史,我只是希望借那些残忍甚至不忍卒读的故事,为那些逝去的人和事留下一点纪念文字。

《新周刊》:《食人魔花园》和《温柔之歌》里的人物都无法逃脱命运的掌控,你在构思这些人物时,尤其是女性角色时,会有自我代入感吗?
斯利玛尼:不会,我始终和这些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平静地讲述他们的故事,但我不会受他们各自生活的影响。

《新周刊》:你从小出生和成长在摩洛哥,伊斯兰文化对你影响有多大?《温柔之歌》里的故事如果发生在摩洛哥,你觉得最终的反应和效果会怎样?
斯利玛尼:如果这本书里的故事发生在摩洛哥,大家的反应肯定会更强烈。在摩洛哥,做女人比做男人要复杂十倍,女性的私人空间总是被无意侵犯。我记得自己17岁时和一个男孩同坐在一辆车里,竟然都被警察拦下,而且竟然认为我是妓女,这真是不可思议。
由于社会阶级差异而引发的暴力事件,这些年在全球都屡见不鲜,在摩洛哥就更多了。这个时代的人一直在变,但社会却一直没变,还在原地踏步,这无疑是令人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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