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
罗屿       2018-02-01    第508期

:吴秀波:在人群中孤独,对生活只有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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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可以在喧闹人群中“当众孤独”的人,吴秀波总觉得自己在戏里好像比在现实生活中更自如,他可以在那里畅快淋漓地表达爱恨与悲喜、渴望与挣扎,以及对生命的困惑。做制片人让他体力与精力极度透支,但他也为自己争取了更多表演与表达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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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剧组杀青,吴秀波都会失落。长时间寄居于某一角色的身体,让内心壁垒森严的他有了一个解放天性的舞台。对他而言,那是个“既安全,又招摇”的地方。他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肆无忌惮地流自己的眼泪,酣畅淋漓地表达爱恨与悲喜、渴望与挣扎、忧惧与痴怨,这让他觉得“活得痛快”。然而杀青那一刻,大幕落下,别人的故事戛然而止,所有情感随风而逝,这让吴秀波不免留恋,再进新的剧组,“精神好像也搬了一次家”。


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拍摄最后几场戏时,吴秀波和导演张永新说定,“这次杀青,咱不玩哭哭咧咧那一套”。然而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张永新从监视器旁起身向拍摄现场走去,他看见吴秀波穿着戏服远远站着,“一个瘦瘦的身影”。两人缓缓走向对方,谁也控制不住眼泪。最终,两个早已过了不惑之年的男人相拥而泣。


《大军师司马懿》剧组在横店非常出名。按照张永新的话,是“几百个人用333天磨一部戏”。而在开拍之前,作为该剧主演兼总制片人、戏剧监制的吴秀波,就已在前期剧本创作上花了三年时间。


“秀波就想拍一个自己心目中的好戏,有质量的戏。”吴秀波多年好友、演员黄俊鹏在《大军师司马懿》中客串徐庶一角,他说:“其他剧组一天能拍八页纸,秀波的戏就拍两页纸,大家每天到剧组先聊两小时剧本。”张永新记得,“现场大家一起改剧本可以量化到标点符号,就连语气助词用一个‘呀’还是用一个‘咿’、用一个‘嗯’还是一个‘啊’、一句台词的字数都要反复斟酌”。


这样的拍摄速度,让人想到2011年吴秀波凭谍战剧《黎明之前》爆红后参加《鲁豫有约》,鲁豫问他:“如果一切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实现,你希望怎样?”吴秀波答:“我希望慢,我希望懒散,我希望舒缓。”鲁豫说:“你慢不下来了,至少这几年。”吴秀波想了想说:“别人找我拍,给我三个月,我自己弄一个戏,可以弄八个月,谁也不敢催我。”


《大军师司马懿》拍摄期间,吴秀波总和演员们讲何为戏霸、何为大牌。“就是这场戏我没想明白,我得重新再拍。但是你直接伤害到投资方的利益。你一停,所有人都要停,无形中增加了很多成本。而我拍戏,就是希望所有演员都大牌。”

“做演员就像下一盘残棋,我更喜欢和自己下一盘整棋。”


吴秀波想构建的,是自己心中的戏剧“乌托邦”。张永新的几个朋友曾到《大军师司马懿》剧组探班,“他们看到我们主创人员围坐成一个圆圈,读剧本、分析台词、分析角色,他们说我们的创作氛围美极了,甚至带有一种神圣感”。张永新至今记得,《大军师司马懿》开拍不久,吴秀波和他说:“永新,你踏踏实实在现场拍戏,我把所有风雨给你挡在外面。”


作为一个经历过生活磨砺、深谙世事酸甜苦辣的人,吴秀波有胜任制片人的“圆滑”。他自己也说,不善于与人为敌,但会用比较安全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胜任不等于喜欢。吴秀波把做制片人、运作价值4亿元的项目称作一次“骑虎”,“骑虎难下的骑虎”,他说,在艺术创作上自己还算游刃有余,“但不喜欢任何一件与生意有关的事,只是艺术创作与商业运作似乎无法彻底拆分”。


制片人吴秀波在《大军师司马懿》剧组,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另一面。在片场,几乎每个麻烦最终都会落在他头上。“要请哪个演员错错档期配合一场戏,秀波老师得去‘刷脸’;场地出问题,棚租不下来,秀波老师再去‘刷脸’。”除了被当作救火队员,张永新说:“以秀波老师的江湖地位,谁拍戏敢拿他垫场?但我们拍摄时可以随便招呼他垫场。最早出工,谁来?秀波老师。‘天光不接’的戏,谁拍?秀波老师。哪里需要,他就补哪里。”张永新佩服吴秀波可以在迎来送往、在被闲杂事务拉扯之余,拿出时间做功课搞创作。“在相悖的两件事里他找到了一种平衡。”


吴秀波在做演员最容易的时代选择做制片人,除了想在成本和资本层面更为自主,同时也想争取更多表演与表达的自由。“做演员就像下一盘残棋,我更喜欢和自己下一盘整棋。”常与人探讨哲学的吴秀波,这样解释“整盘棋”:“现在做戏普遍要求不高。如果再不做一个戏,在它拍摄过程中,整个团队达到一定职业要求,剧本传达出我的态度与思考,我演戏的乐趣就没有了。”


作为一个“天性特别不容易解放的人”,吴秀波总觉得自己在戏里好像比在现实生活中更自如。“我老认为自己像个寄居蟹,生活在角色的壳里。”这个壳,让吴秀波流连忘返,“突然有一个地方告诉我:‘放心吧,这儿安全,全是假的。’拍戏的时候很多东西就出来了,放出了一百零八将,飞出去的全是魔鬼。”


演员张钧甯记得,每次吴秀波在《大军师司马懿》剧组讲戏,“眼神就发光”。吴秀波常把“戏”字,拆解为又见兵戈。“戏子是什么?就是又见兵戈的孩子。”吴秀波觉得再没有比这“更动听的解释”了。张永新在2013年初识吴秀波时,就感受到后者“爱戏爱得疯狂”。当时,作为电视剧《马向阳下乡记》的导演,张永新想请吴秀波出演该剧男主角。吴秀波看了三集剧本没看下去,他想请张永新吃顿饭,顺便婉拒对方。“你推戏的时候得让别人舒服。”吴秀波说。


但在饭桌上张永新不甘心,他把剧本从头到尾给吴秀波讲了一遍,还特别讲到两人年轻时都看过的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一个认尸的桥段。张永新讲的时候眼中含泪:“我看到秀波老师眼中也有泪光。两个大老爷们坐在那泪眼相望。”之后吴秀波沉默了一会儿说:“永新,如果你能给我一个戏剧环境的真实,我还你一个表演的真实。”雅痞大叔就这样进了农村剧《马向阳下乡记》的剧组。


拍摄《大军师司马懿》时,吴秀波常和张永新展开“拉锯战式讨论”,张永新记得,有一次两人为一个细节从收工一直通电话到凌晨四点,第二天八点又都赶到拍摄现场。还有一次,吴秀波和张永新感慨:“于和伟这回大发了!要爆!简直是曹操灵魂附体。”张永新记得,吴秀波连说几个“糟了”,说自己得赶紧加油,要不然追不上人家。“秀波老师是个复杂体,是感性和理性相对平衡的人。如果感性丧失理性的监督,就会变成感情的放肆。”

“在一个特别喧嚣的地方,他特别自我,他是一个可以当众孤独的人。”


然而上世纪80年代,以“铁路文工团代培生”身份考入中央戏剧学院84级表演系的吴秀波,对演戏远没有今日的热情。参加中戏考试时,面对题目《车票丢了》,那个16岁北京大院子弟的表演方式是:看看钱包,直接走了。老师问:“怎么不演了?”他答:“车票丢了,再去买张票。”最终凭借逃学时在日坛公园跟某位师父练就的一套长拳,吴秀波被当年铁路文工团话剧团团长、扮演陈毅的特型演员刘锡田看中,其他考官都不明白,刘团长为什么录取这个看起来“蔫蔫的”孩子。


在校就读期间,吴秀波被误诊为肠癌,切掉40厘米结肠。若干年后,他曾告诉记者切掉结肠也许可以减缓一个人的衰老。此后,当又有人追问他切肠问题时,吴秀波说:“总有人问你为什么保养得这么好,你不能说不知道,更不能自鸣得意,只能告诉他,所有人排毒会把结肠上的宿便排掉,我就不用排了。你觉得这是答案吗?如果是,你选它就完了。”


毕业后的吴秀波成了铁路文工团演员,但体制内的生活似乎并不适合一个精神上自由散漫的人。在团里参与了半年演出活动后,吴秀波开始到歌厅唱歌。歌手沙宝亮记得,吴秀波当年曾“纵横和平House、台湾饭店、大富豪这些北京最著名的歌厅”。


歌手生活,让吴秀波成了当之无愧的“京城阔少”——当年铁路文工团的同事每月不过一百来块工资,而他一晚就能赚两百块。除了金钱与成就感,歌手生活还让吴秀波获得了另外一种满足:“我在演戏里所能达到的自我交流,早在当年在歌厅唱歌时就完成了。”


早年的歌迷曾在贴吧回忆吴秀波唱歌的样子:“台边的灯照着他,他微微低着头,两手拿着麦,闭着眼,灯光下的他有些不真实的落寞,有些无助,有些彷徨。”


多年好友、演员刘蓓第一次见到吴秀波是在和平House,她觉得他似乎是唱歌给自己听。“在一个特别喧嚣的地方,他特别自我,他是一个可以当众孤独的人。”吴秀波最初听到“当众孤独”四个字时,恨不得找人写下裱起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她(刘蓓)总把我当成一个孩子,但这四个字已经超越妈妈对孩子的形容,极度客观。”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中同样有一句关于孤独的台词——“人生来孤独”,吴秀波觉得“它带有一种生命的无奈与美感”。


从20岁唱到30岁,吴秀波发现身边的歌手越来越小,曾一起唱歌的戴军、满文军、韩红、沙宝亮、黄格选一个个都离开了,他忽然羞愧得不想再唱,“觉得这个地方要抛弃你了”。此后,他离开歌厅做了很多在他看来“旁门另类”的生意:开酒吧、开饭馆、卖服装、搞美容……但无一成功。


2002年,刘蓓见到失联很久的吴秀波,他非常胖,刚刚结婚,有了孩子,极度需要钱养家。刘蓓觉得,眼前站着的是一个随波逐流的男人。“他身上依旧有放浪形骸的东西,又非常孤独忧郁,甚至有些极端和抑郁。他用玩世不恭的态度逃避一切,用无所谓掩饰他的有所谓。”


为帮他,刘蓓先是让吴秀波给自己当经纪人,后又和当时的丈夫、影视投资人张健成立了一家公司,请尤勇、傅彪、冯远征、丁志诚、牛莉、瞿颖等二十几个一线明星给吴秀波主演的刑侦剧《立案侦查》配戏。最初,面对镜头的吴秀波紧张得哆嗦,他记得“特别局气”的张健大哥说了一句:“秀波,没事,这戏是咱家自己的。拍不好,咱再拍一个。”如今,在安抚公司年轻演员时,吴秀波常套用这句话。


对于刘蓓,吴秀波说:“她救了我两次。一次是从讨生活上救了我;还有一次,是在我破帽遮颜过闹市时让我重新有了尊严。”


在电视剧《嫁衣》中,饰演男主角焦阳的吴秀波给刘蓓扮演的管静竹讲过一个关于蛐蛐儿的故事:秋天的时候,所有虫子都忙着自己的事情,蚂蚁拼命地往家里背过冬吃的东西。蛐蛐儿呢,特别闲散,坐在路边,不停地弹着吉他唱自己的歌儿。转眼冬天到了,下着大雪,蛐蛐儿去敲蚂蚁家的门,想要些吃的。蚂蚁说:“秋天的时候你干吗去了?”蛐蛐儿说:“我一直在唱歌。”蚂蚁说:“那你还唱歌啊!”蛐蛐儿没有办法,调头走了,在一个特别冷的夜里,蛐蛐儿被冻死了。有个仙女知道了这件事,她把蛐蛐儿的灵魂接到天堂。你如果仔细听,可以听见遥远的天边,传来蛐蛐儿的歌声。


这是剧本没有的一段情节。“我一边和她聊天,一边和她讲过去,一边给她唱歌,谁也不知道我要演什么。”吴秀波说,那一场拍摄结束,他和刘蓓泣不成声。“那一刻我知道什么是演戏了。演戏,就是活着。”

“我不想当一个骗子,我希望我每一场戏都是真的。”


整个2008年,吴秀波都没有接戏。“我看我演的那些作品,觉得自己是个骗子。我在戏里说话的样子,对人对事的反应,全是一种状态,就是我——吴秀波的状态。那怎么能称之为演戏呢?充其量是演讲。”这让吴秀波绝望,“难道我再演60部戏还是这个德性?我得把别人恶心成什么样?”


吴秀波这一年都在爬山、跑步。向来耽于幻想,曾几次因为想音乐、想剧本、想爱情想得太过入迷,站着洗了几小时澡以至于第二天爬不起床的他,在山间绿野独身自处后想明白了一件事:“要完全进入一个角色,你首先要做的是放弃自我。你要活在那儿。”


《黎明之前》成了吴秀波实践自己体悟的舞台。拍戏之外,他放弃与任何人交流,“我说我有交流障碍”。吃饭,他独自一人吃;候场时,他坐得离别人七八米远。长久隔离于人群,无异于苦修。“所以当导演喊完‘开拍’,你在戏里看着对方眼睛,你觉得自己如同从‘监狱’中走出来,你哭的心都有,你会认真感受对方每一个表达,那个戏剧环境是如此吸引你,你开始在那里活着。”


《黎明之前》中有一场戏,海清饰演的顾晔佳在吴秀波饰演的刘新杰怀里牺牲。拍这场戏的前一个下午,吴秀波忽然又有一种要被掏空的感觉。那天深夜,他开着车,沿着高速公路开了三个小时。开到一个小镇,他点了些吃的,吃完原路返回,天亮回到剧组,休息了两小时,去了片场。


那场戏是在车里拍,导演说“开始”。过了很久,片场寂静无声。“我感觉整个人是空的,特别绝望。”摄影师小声提醒导演“素材带快完了”,吴秀波才开始说话。

 
“你知道我叫刘新杰,你知道我叫031,可你还不知道,我的真名字……”吴秀波在海清耳边轻轻地说:“我是吴秀波。”当角色与真实自我交融在一起的那一刻,他突然用拳头发疯似的砸方向盘,一拳,两拳,三拳……“我要砸碎那个笼子。”导演喊“停”后,吴秀波发现右手生疼,已经肿成一个圆球。去医院检查,是骨折。之后的戏,在镜头看不见的地方,他的手打上了石膏。“我不想当一个骗子,我希望我每一场戏都是真的,每一场戏表达的情感都是真实的情感。”


真实除了会带来外伤,也会有内伤。


电视剧《赵氏孤儿案》中,吴秀波扮演的程婴为履行忠义不惜摔死自己的骨肉。开拍不久,吴秀波和演员孙淳说:“趁着没演多,咱俩换换,我演屠岸贾,你演程婴。”吴秀波觉得自己那时是“真的演不动了”。“程婴为了所谓大义摔死孩子,我跨越不了这个障碍,我做不到,我的人生观没有达到那么宽广的程度。”


这部戏让四十几岁的吴秀波心境上一步迈入老年。他和在剧中饰演妻子的练束梅每天搀扶着去片场,从早哭到晚,“那些日子,天好像就没有晴过”。在给一本时尚杂志拍摄封面照时,相熟的摄影师惊诧于他眼神、步履的变化。“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自己活到了70岁。如果说生命不过上山下山,我觉得自己那个山快下完了。生命只剩没有敲碎的骨头和一口气,没有热血没有欲望。”

“如果你看见了人群就会不适应,看不见人群就无所谓适不适应。”


拍完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后,吴秀波一度认为自己可以退休了:“既然生命可以如此安然平常、温暖美好,何必再去表达什么?没有非要表达的那种不安,也就没有演戏的欲望。”


但吴秀波没有停,因为他终究不是电影里“内心日复一日,春去秋来”的Frank,演员吴秀波还有未解的人生命题。比如在《大军师司马懿》中,他借角色之口,这样解释“依依东望”这个词:“依依东望,望的不是毕其一生的成就,望的是时间。依依东望,也是人心。”但无论时间还是人心,都不是吴秀波最终的答案。“活到今天,对于生活我只有问号,没有答案。我唯一知道的是,自己是个无知的人。我的戏剧,无一例外表达了我对生命的困惑。”


拍摄《大军师司马懿》期间,吴秀波喜欢上喝酒:“看到一个人喝得东倒西歪,跟你说莫名其妙朦朦胧胧的话,我现在不是产生厌恶,而是说‘你等我一会儿,我追上你就能听懂你说什么’。我们之所以跟那个喝多的人无法交流,是因为他的表达太过简单。”吴秀波记得,《伊索寓言》里说过,狼把每一次对生命的渴望,都集中在一声嚎叫。“人之所以活得不开心,是语言逻辑太过复杂,总是兜着圈子不厌其烦地跟自己撒谎。”


最初,明星的光环一度让吴秀波感觉不适,他甚至希望可以找到一株隐身草,“随身携带,在路上走着走着就不见了”。但现在他似乎找到一种与“名声”和谐相处的方式。“如果你看见了人群就会不适应,看不见人群就无所谓适不适应。就像今天的采访和昨天的采访不同,今天窗外有阳光。”吴秀波用话语真诚地构筑了一道密不透风的屏障。屏障之内,享受孤独的他似乎只是在和云交流,和风交流,和自己交流。人间早已若有若无。


刘蓓就曾提到过与吴秀波交流时那种“云山雾罩”的感觉,“你觉得他始终是发呆状态”。在刘蓓看来,吴秀波从来没有为“不红”焦虑过:“他是一个特别自由的人。那种孤独、忧郁的气质,到现在他身上都还有。滚滚红尘带不走他满脸的羞涩,我甚至觉得他会越来越孤独。”


吴秀波曾和高晓松说,自己渴望流浪。高晓松问:“是为了去寻找什么?”吴秀波说:“流浪不是抓住什么,而是扔了什么。”


吴秀波有时觉得,快乐就像孙悟空。“你年轻的时候,认为有了钱就快乐了。结果年龄大了有了钱了,你会突然觉得年轻的时候穷的时候那才叫快乐。”


2017年春节后,几十个当年在北京歌厅唱歌的人一起聚会。戴军在文章《我就在你身边》中回忆:“大家说起了当年往事,一直喝到了凌晨一点。秀波说:‘老戴,你知道吗?这些年,虽然我挣得比较多,但是我不快乐!我最快乐的时光,是你们陪我一起过来的。看到你们,我又会说脏话了,你知道我有多快乐吗!’那天晚上,秀波一直在流泪,看着这些二十年前一起闯荡北京的兄弟姐妹,他一直在流泪。”


吴秀波有时回忆年轻时,觉得“那时候的人,单纯得就像现在我们这个岁数喝了酒似的”,“爱上一个人不是因为你有房有车,而是那天下午的阳光很好,你穿了件白衬衫”。他还记得16岁时和喜欢的女孩在夜里沿着长安街一路从建国门走到复兴门。“就这么走路聊天。那天下着雪,特别冷,心里却好像能听见歌。那真是梦幻一样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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